3.“强拆”这个字眼在国人眼里，意味着野蛮、违法、暴力、不公、非人性等，无一是褒义词。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强拆”事件几乎年年都会见诸报端。

　　对于“强拆”，国家政令从未间断。2001年，国务院公布新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通知规定，对于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以及未制订应急预案的，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政令声声，一声比一声严厉，可政令的执行从中央到地方，“梗肠阻”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政令执行的效能越到末端，越显颓势。“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困境更为凸显。

　　有些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违背政令，违背依法行政，扭曲的政绩观是其中关键的动能。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没有招商引资，地方不可能发展，而招商引资就要征地，征地就要拆迁，而拆迁工作不按期完成就是政府失信，为了不失信，“强拆”就在情理之中。H省L县政府为推动商业工程的拆迁工作，打出了“谁影响L县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如此政绩观严重错位。“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高兴，就怕领导不开心;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信奉如此信条的官员，为民做主未装心里，为民谋利的依法行政也就“念歪了经”。而“强拆”作为念歪经的“代表”，时不时粉墨登场，扮演“悲剧”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扭曲的政绩观阻碍了依法行政的“效能”，违背依法行政的低成本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的H省L县的“拆迁事件”，以五名七品芝麻官丢了乌纱帽而告终，可这已算罕见。多数主导违法拆迁的地方官员未被问责，违法成本很低，未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这无形中助长了违法行政的气焰。为了逼百姓主动拆迁，“断电停水、放蛇驱赶、调虎离山、威胁恫吓”等手段并不鲜见，且理由“气壮山河”：工程进度未按时推进，伤财毁信;“拆迁户”漫天要价，蛮不讲理，“强拆”才是硬道理。房子是百姓立命之所，涉及成千上万的家庭，如被“强拆”，后果可想而知。手段使尽未实现拆迁目的，“强拆”就水到渠成。按照如此逻辑，“强拆”无法遏制，依法行政将是水中捞月，难以“落地”。

　　依法行政，要求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强拆”造成的“血案”“身体伤害”“财产损失”等已非法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依法行政等于“以权强政”。“以权强政”凸显“官本位”做派，颠倒了“以民为本”的理念，是权力来源于人民的错位。

　　4.近期，一则《N市永新派出所钓鱼执法黑幕》的帖子在网上热转。发帖人吴某是一名身怀六甲的29岁孕妇，她称自己被当地警方“钓鱼”信用卡“套现”后，以“送去坐牢”相威胁，逼她再钓“下家”。在实名举报警察后，她被立案成为犯罪嫌疑人，目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而其举报的公安涉嫌钓鱼执法案也已由N市公安局纪委移交至N市检察院。“钓鱼执法”一直备受社会争议，虽然事实还在调查当中，但是严重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当事人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从事违法活动，这种执法本身就是违法，运用不当就会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几年前，私家车主孙某遭遇“钓鱼执法”，自断手指以示清白，招致舆论和法律界人士猛烈炮轰，原以为各地当引以为戒，可是这种本质是“公权碰瓷”的恶劣执法方式却没有绝迹。“逼人犯罪”的“钓鱼执法”已经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利益，诱导人违法的执法人员本身已经违法，却还冠冕堂皇地惩罚被诱导违法的公民，这不仅是法律的缺失，也是对执法人员监管的不足。人们主观上没有进一步违法的行为，可是却在执法人员的诱导下进一步违法犯罪，这不仅是监管的缺失，也是人心的缺失，长此以往，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钓鱼执法”中，违法者固然是那条“鱼”，可是，“钓鱼”的人就不违法吗?更重要的是，当“钓鱼”成为执法常态，法律就不能维护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公平，而成了执法者手中为了实现谋利等不良目的的私人工具。执法者代表的是执法部门，手中的权力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那么就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钓鱼执法”以违法的执法去惩罚被其诱导违法的群众，这种行为是对法律的挑战，违背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必须要坚决制止。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