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前，有网站公布了2012年央企职工工资报告。这份对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统计报告称，央企职工工资的涨幅有减缓的趋势，然而垄断企业的工资仍然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2012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共287家，在职员工平均工资超过11万元，同比增长8.2%，是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8倍。

　　在引发一片艳羡之声的同时，一些央企基层员工开始“喊冤”，并晒出“工资单”，部分企业家也开始“打抱不平”，认为统计有失偏颇。结论是否准确无误，有待进行精密计算;平均工资是否有可比性，也是见仁见智。但是，关于央企工资高的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

　　除了显性工资较高外，央企中不少隐形福利、灰色收入更助长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也成为部分央企“招仇恨”的原因。例如在2013年5月，中央审计署就曾通报，中国移动通信内蒙古有限公司、山东有限公司就虚列支出套取资金1400余万元用于业务招待及发放职工福利;2009年至2011年，中国移动总部、中国移动研究院为职工购买的不记名多用途健身卡达2400余万元，实际可用于健身、餐饮、购物等活动。

　　即使不考虑央企民企，我国的收入差距也是惊人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不是危言耸听。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举个例子，同在一个企业，老总拿的是百万年薪，员工每月工资仅为一两千元，合计一年一两万元。老总责任重大，事关企业发展和生死存亡，多拿一点工资元可厚非，但是，两者工资相差50倍、100倍，甚至更多，这个差距未免有点大。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普通群众收入水平，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广大百姓的殷切期盼。

　　2013年11月6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由人民网策划的互动调查“大变革与小日子，，得到了网友的热烈响应，共有近2.5万名网友参与了调查。“收入差距”“物价上涨”“户籍制度改革”“延迟退休”等十个热门关键词中，“收入差距”获得约7000票，占总投票数的近1/3，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百姓最关心的改革。

　　4.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市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同样体现在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上。Q市通过对多个行业进行调查发现，有的单位为其员工一个月缴存五六千元，有的则只有一两百元，不同行业之间公积金缴存额度相差70倍。“缴得少用不起、缴得多有富余”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公积金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制度，它的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从而让普通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但它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却陷入“济富不济贫”的怪圈。在执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福利好的单位，员工收入本来就高，不存在购房难题，却可以多缴公积金从中渔利;可是，真正需要购买住房的普通百姓，要么没有住房公积金，要么因为缴费少、贷款难，依旧买不起房、住不上房。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收入越高的受益越大，收入越低的受益越小，这样的公积金“倒挂”非但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弱势群体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公积金异化为“富人基金”，沦为少数利益既得者的“提款机”，这显然有悖其制度初衷和社会公平。

　　实际运行中，公积金管理的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不公。随着近年房价攀升，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动辄在200万元以上。事实上能够凭借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往往不是困难职工，而是一部分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因此，低利率环境实际上是以低成本支持高收入群体满足住房需求，部分高收入家庭甚至是用所购买的第二套住房，坐享楼市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这就产生了“马太效应”。

　　用发展的眼光看，时至今日，公积金制度存在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住房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城市化的提速，有购房需求的群体在骤然增加，高企的房价已让中低收人群体微薄的公积金相形见绌，住房公积金的互助性、性功能在弱化。所以，住房公积金制度需要与时俱进，更加突出社会公平正义。须知，公积金应为普通百姓“雪中送炭”，而不应给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5.近段时间以来，李某某案引起轩然大波并持续发酵，舆论自然把目光聚集在“星爸爸”身上。对于审理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判决的公正，公众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对于李某某案，公众的关注点更多地聚焦在李某某的身份是否会造成法院的轻判，以及权势一方是否会动用资源影响司法方面。一时间，李某某案成为了一个充当社会平等公正“试金石”的案件。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消息，北京市一中院11月27日对李某某等五人****上诉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二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时李某某被判有期徒刑10年。就在法院宣判结束后的法庭教育阶段，法官特别对当场听取判决结果的李某某说：“作出这样的判决，跟你是谁的儿子没有关系。”

　　与美国不同，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度，就当下中国的国情而言，司法判决也应该多听取舆论意见，参考有益的意见，然后再由法官作出独立判断。舆论代表了民意，而法律在我国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所以，法律理所当然应该听取舆论意见，这也是为什么国家法律草案出台都要公示听取公众意见的原因。

　　对于社会舆论是否会影响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的问题，社会和法律界人士多有争论，尤其是前段时间唐慧案的判决，媒体炒作“上访妈妈”塑造了唐慧的悲苦和坚强形象。但法院判决之后又有媒体质疑唐慧靠“上访”引起社会关注导致判决加重。正如很多人的担忧一样，当下的法制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细节设计仍存在一定缺陷，公众寄希望于在舆论引导下，法制可以逐渐进步，但是任何进步都不是在众声喧嚣中实现的。

　　李某某闹剧终于结束了。一个道德有污、触犯刑法的青年屡上头条，可以想象，招致的不是批判就是谩骂，李某某案件占用了太多公共媒体资源和太多公共司法资源，而为这些公共资源埋单的是纳税人的钱，这些公共资源本可以发掘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本可以还更多无辜者以公道，可李某某案件在消耗了太多公共资源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反而留下了一地鸡毛。

　　作为旁观者，我们如果希望社会更公平，法制更公正，就应该更克制。毕竟，如果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得到回应，那首先自己的声音应该够分量，而简单的谩骂和无证据的质疑，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6.2013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我国大概有3亿多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今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缴纳这一保险。而9月份，在2013中国养老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也曾指出，在人社部作的一项调查中，有23%的工作人口中断了这一保险的缴费。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即“缴费型”统筹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两者之间差距达3倍之多。事实上，中国的养老金改革在2008年就已经被提出了，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一些省份也作出了一些小的改动，但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彻底打破双轨制，让全民享受同样的养老制度。

　　一边在担心未来养老，一边又抛弃国家提供的社保。这或许是最无奈的“怪现状”。来自湖南的胡女士今年55岁，在广州打工19年，其间一共买了10年的社保，她告诉记者：“我现在有三种选择，一是中断社保，仅保留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金和利息回老家;二是根据老家的政策，把现有的保险关系转移过去，但社会统筹部分无法转移，只能转移个人账户的资金，则社会统筹部分需重新在当地购买社会保险;三是继续在广州工作，直到缴够15年的社会保险。”而社保一旦中断，也就意味着已达退休年龄的胡女士或因参保年限不够而无法领取退休金。

　　近日，有网民发帖子称：“不想麻烦国家了125岁工作，不交养老金，每月存500元，工作30年，以第一个5年零存整取，计32287。50元，第二个5年3万多整存整取计39955.78元，再加5年的零存整取32287.50元就是72243.28元，这样30年后，55岁总计可得381203.44元，存5年定期可得利息90535.82元，分到每月是1508.93元，和现在的养老金对比一下，少吗?

　　你才55岁，再等5年拿自己存的退休金，每月就可以有3376.23元，而你的本金还是38万多元，自己挂了可以留给子女，我看也别给国家添麻烦了，都自己养老吧。”

　　养老，是全中国近13亿人口的大问题。但是据媒体报道，从以前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现在的“养老不能靠政府”，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众不知道该相信谁，不知道自己的老年会是什么样。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26%，呈快速增加态势。0一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6%，呈快速减少态势。

　　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养老焦虑”的情绪。一般而言，每个人养老由三部分构成，包括社保、企业年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社保有国家信誉做后盾，是最基础的养老。企业年金是企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根据自身经营状况给员工增加的福利。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市民自由选择的，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