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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来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自我强大的精英，而是遍布各个阶层的一代健康、成熟的合格公民。

　　几乎所有中国孩子胸前都曾飘扬过红领巾，人人都知道它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标志，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旗一角”，对于初入的孩子来说是奠大的荣誉与向往。然而没有想到，在某地的一所小学，竟然会由此派生出一条惹眼的“绿领巾”来。

　　“绿领巾”本身并不惹人厌憎。有不少城市在尚不到人队年龄的一年级新生中间试行“绿领巾”，将它作为少先队“预备队”的标记，衬着一张张稚嫩笑脸，像新长出的苗苗一般可爱而充满希望。但这一次，这一小学的“绿领巾”被老师当成“激励没戴上红领巾的学生”的手段，被学生们解读为“差生”的身份标志，因而格外触目惊心。看见孩子们一离开就赶快摘下“绿领巾”藏进书包的动作，听见系“绿领巾”的孩子说“不戴怕老师说”、系红领巾的孩子说“你学习差，只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时，这样的触动尤其强烈。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以人格健全的公民为培养目标，教育孩子“成人”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成才”。然而，眼下的现实却恰好相反。从家庭教育到教育，急功近利的态度将“育人”过程挤压得十分扁平，不仅让孩子承受了难以负担的学业压力，更将庸俗浅薄的功利化价值观念植入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很难想象，一个从未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差生”，如何能够拥有适度的自尊自重意识、不以对立的情绪看人处世;也很难想象，一个仅因学科成绩或拥有了“红领巾”“五道杠”就被娇纵的“优等生”，即便日后成为“精英”，便会陡然懂得平等待人、体恤弱势人群。一位16岁的“神童”博士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应当做“”“人上人”，且要求并不富裕的父母付全款为他在北京买房，此等表现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种单薄教育理念的缺失。

　　4.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结束，最终有152万人审查合格，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其中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7192：1。早在此前，为了能让“有志者”顺利“闯关”，不少公考培训机构大显身手，甚至有“好事”的高校，堂而皇之地开设了以公考应试为目的的“选修课”，乃至“必修课”。

　　公考培训究竟可不可以“入课”、该不该“人课”?尽管当事的声称有助于学生就业，应该提倡。但大学当以培养学生“独立自由之精神”为己任，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上过分讲求从现实需要出发，过度“工具”“理性”，难免会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最终迷失对大学理想的坚守和追求。

　　作为大学，要有“超脱”气质，大学教育最终让学生获得的，不应是某些知识、某种技能，更不是某个岗位，而应是深植于学生内心和骨髓的理念、情怀和气质。占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开设公考培训选修课、必修课，岂不是有对学生的职业选择进行“诱导”之嫌?此举之下营造出的“全民考公”“考公为荣”的氛围，岂不是为已显畸形的“考公热潮”推波助澜?

　　毋庸讳言，大学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而要关注现实、融入现实。但这种“实际”和“现实”，应是各个学科的理论成果、最鲜的研究动态、最准的发展趋势，而不应是瞄准当下的某种流行、某个热门，进而急功近利教授学生某种谋生的技能。高校公考培训进入课堂，说到底是迎合现实的“短平快”行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都难掩其背后的功利心态。

　　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德国教育家洪堡认为，寂寞与自由是高等学术机构范围内起支配作用的原则。面对强大世俗力量的挤压，大学不能一味“人乡随俗”，相反更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唯有如此，大学存在的意义才愈发彰显，人类文明的精神之光才愈发闪亮。

　　5.高考在中国素有“第一考”之称，每个省都有“状元生产线”和“一本考生生产车间”。最的是人大附中，据说北京市这些年来的文理科状元，一半以上出自这所中国最牛的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也是一所状元名校，不仅垄断了状元，甚至在全省能够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当中，它占了一半，其他的上百所高中加起来才能跟它相比。从宁波镇海中学网站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自2007年起，每年该校的一本上线率都超过90%。对、对状元的追求，让和学生都倍添压力。

　　“我并非排斥学习，而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学习，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为了升学率的机器。”这番言辞犀利的话，是江苏省一名高中学生在数千 生众目睽睽下的演讲。事后这名学生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热议，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众多学子的共鸣，反映了受教育者的心声。

　　作为浙江省考生最多的之一，杭州市第二中长Y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地做、地记、地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J表示，当前的教育模式以中高考为“指挥棒”，培养了一批擅长考试的学生，为争取荣誉、增加效益，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其功利性可想而知。这种教育模式是将教育设定为竞技场，使青少年为个人命运以及进行竞争，同时将所有受教育者区分为“者”和“失败者”，改变了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关爱。今年读高二的小贺已经戴上了400度的近视眼镜。文学一一这个曾经令他激动不已的梦，在这些年里变得渐渐模糊起来。上小学的时候，他对文学和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尝试着写了很多尚不能称之为“小说”的故事，用电脑打印出来，还装订制作了封面，拿到亲友中传阅，煞有介事地过了把作家瘾。但现在，小贺早就没时间去做这件事了，他已经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一位北京市民说：“许多加入到对成绩的争夺战中，而压缩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间和双休日用来做习题是竞争的关键。”

　　浙江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监测所副所长G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说，自己女儿所在的小学把一天两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几位学生的家长一起去找反映，却说“把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拿来继续上课，一个学期也能利用不少时间呢”。

　　实际上，中国教育部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没有对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但是家长们认为，高考是决定孩子命运的考试，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前途。因此从名小学、名中学到名大学，这已经成为中国孩子们的第一选择。“当下流行的一些口号，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高考改变命运’等，都是教育极端功利化的结果。”研究员J说。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其实是因为老百姓比较关注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透支资源和发展潜力换来经济的增速，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透支孩子，为争光，为地方争光。“GDP主义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说。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