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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两位专家指出，不论是国外教训还是国内经验，都证明了永远都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个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理念，政策关注点再次转移到制造业尤其是理想制造业上，企图继续巩固与强化在传统产业方面既有优势的同时，在新兴技术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这必然会影响全球制造业的产业布局，国际竞争格局将产生重大变化。由于我国的传统优势也在工业，我国工业要在这个深度调整当中保持优势，应对这种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实现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金融业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收益形成鲜明对比，激发了社会上“快富”、“暴富”、“省劲致富”的观念，助长了浮躁、低俗的“致富观”。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许多曾经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企业家开始参与房地产、大宗农产品、品等的资本炒作。金融信贷的高利润刺激着民间资本大量转入民间借贷市场，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使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必须大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为踏踏实实干实业的人提供良好环境。

　　中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只有壮大实体经济，筑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稳定和大局稳定这一系列“稳”的目标。只有做强实体经济，经济质量，才有可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为“进”创造条件。

　　4.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理事长黄群慧表示，在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步入寒冬，鉴于发展实体经济已成为未来重大经济战略，我国经济想要稳健发展，就要充分重视实体经济，中国亟待制订发展实体经济的长远战略规划，大力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制度安排，发展实体经济要做好加减乘除法。

　　目前中小企业经营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不少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实际上也没有取得很好的业绩，真正的盈利是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做新兴产业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壳。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经营投资总额出现大幅度下滑。2012年1～9月投资总额同比回落了16%左右，部分中小企业停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原因在于：一是总量性货币政策收缩导致资金投放偏向性效应加剧，使缺少资本金、抵押品和资信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二是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压缩了部分没有转型的中小企业的利润，使其内源性资金来源更为紧张;三是大量资金流向泡沫领域。

　　分析认为，经济泡沫的持续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导致中国金融资源虚拟化，监管套利诱发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快速恶化，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经济出现明显分化——虚拟经济大量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融资环境和财务绩效等方面发生分化。

　　因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收紧和成本上涨，而在于经济泡沫和金融扭曲导致的套利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收益，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搬家到泡沫领域。今后，金融机构应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召，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温家宝同志认为，如何应对2012年的经济困难，有两个途径非常重要，其中之一就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同时，温家宝称，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2012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细则制订出来”。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看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实体经济的竞争，其作用是其他经济形式无法代替的。

　　5.李磊在浙江义乌经营着大部分产品出口的饰配企业。但因出口订单锐减，目前企业只能尽量调整开工周期，期待寒冬快点过去。

　　“现在，原材料价格下不来、工人工资上涨、企业的订单也不足，虽然国家鼓励发展实体经济，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却是为自己的企业是否能生存下去而担忧。”李磊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企业仍强烈呼吁减税减负。目前国家正在采取为小微企业减负的行动，但在此过程中必须明确，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一定要适应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如果小微企业产品有竞争力、加上在税收等领域有政策支持，企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大动力。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指出：“企业是发展实体经济的主体，逐利是企业家的责任。促进更多的资本真正回归到实体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就是要让企业在实体经济中有钱可赚，获得比虚拟经济中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政府可以通过结构性财税等政策工具对市场资源进行恰当的引导和配置。一方面要加大对实体产业的扶持力度，调节各类投资的平均利润率，保护实体产业的积极性，为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创新要素机制，防止原材料、资源与劳动力等多种因素过快叠加，从而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

　　有称，今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改变是，财政上的扩张力度将有所控制，结构性减税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增支，成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结构性减税尚有较大空间。结构性减税的规模界定可从财政赤字规模、增支减税对比、财政收入形势等方面入手。在结构上，应以增值税作为主要减税对象;在路径上，应使增值税“扩围”与“降率”二者并进。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