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灾难中的作秀难逃百姓厌恶”、“传播谣言者最可恶”、“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围绕着四川芦山抗震救灾，被“挖掘”出来的感人故事安抚着这片受伤的土地，同时，社会上有关对“灾难关头伦理道德”的议论也颇多。比如，针对有些记者采访影响到正常救灾，有学者发出“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的呼声。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个人超越各自“底线”，故意作秀或是逢场作戏都会招来质疑和嘲讽。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内一些媒体记者被批影响到救灾行动和灾后秩序恢复。比如，个别记者为拍一张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员暂停搬运伤员。还有的人反复采访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灾区采访期间，有些记者因为常把只喝了一点的矿泉水随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些宝贵的物资。《环球时报》赴地震灾区记者在一中学看到，当心理医生正准备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时，数十名记者一拥而上，将老师围住，接着又有大批摄影记者对着老师和学生拍照。一个女学生很不高兴地起身对老师说：“因为有很多记者过来后不停拍照问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4.美国记者素以新闻敏感性强、抢新闻不顾性命著称，2011年“艾琳”飓风来袭时，曾有记者现场直播时几乎被狂风刮走。但美国媒体一般不会把镜头对准衣冠不整的路人、惊慌失措的围观者，或血肉模糊的伤者及死者。同样，在突发性事件、灾情发生时，记者对官方发言人围追堵截，但对普通人的追问相对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记者在雪灾、风灾中对受灾者“面对面”的追问直播引起民众不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9月推出记者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记者“时刻保持对可能因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者的同情”，对儿童采访以及刊登悲伤者图文信息时应特别小心等，避免提问、尽量拍摄背影等约定俗成的“灾难报道规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人们不仅关注媒体人在报道天灾人祸时的职业操守，也会衡量政治人物、各类官员和明星的表现。英国遇到的自然灾害相对很少，这让总是卷入战争的英国人津津乐道元首临危不乱的典故。二战期间，英王乔治六世夫妇成为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军的精神支柱，面对德军轰炸，王后坚决不愿离开伦敦，并说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孩子们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离开，我不能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离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备未必无患，但无备必有大患。在当前中国转型的背景下，各种风险、灾害和公共危机纠缠复杂，对各级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和及时处置提出严峻挑战，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关键是防患于未然。在这其中，政府尤其“责任重于泰山”。一个负责型政府，当然有责任城市的安全，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地震之后，全社会对灾害防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就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灾基础设施建设，以身作则引导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政府责无旁贷。

　　5.在现代西方国家减灾救灾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机制高度发展、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核心事实和发展主流。自然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抗拒的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地降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能增强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场面混乱、支持队伍未能及时抵达时。如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国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及2010海地地震，社会组织均在紧急救援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由于灾害发生地区政府亦不例外于灾害的摧残，其在灾害发生初期的决策执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损耗，而社会团体透过组织网络，动员民间自发力量弥补政府角色更显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玛尔玛拉地区7.4级地震，超过1.7万人丧生，土耳其政府在灾难后陷于瘫痪，而4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公民社会地震协调委员会”统筹救援，为超过25万灾民提供物资，搭建帐篷，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灾民众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举国上下，顿陷悲哀，政府马上展开积极救援，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有条不紊地参加救灾活动。由于通往灾区的桥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须遵从政府或民间团体发出的各种交通指引，掌握最准确的信息，第一时间抵达震央。当年，志愿服务者达137.7万人之多，创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迹，这一年后被定为“日本志愿服务元年”。

　　在日本内阁府的相关网站上，刊登有关于志愿服务的一些要求、活动内容、救援说明，从中可体现官僚控制的强劲有力。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设有应对志愿服务的窗口。如内阁府中负责防灾的部门提供有关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信息;总务省消防厅提供灾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劳动省则提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内阁府国民生活局的网站里有志愿服务者的网页链接;而全国社会福利协议会(半官方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救灾志愿服务活动情况，志愿者、市民活动网页，福利救援、灾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红十字会提供有关救灾活动信息等。此外，政府还通过外围组织，对志愿服务者进行培训活动。迄今为止，召开了9次“防灾志愿服务活动研讨会”，还有各种相关讨论会。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务者团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地区之间的相互协助、公共卫生和安全，等等。一方面解决救援中实际操作问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协调各方的作用，对关键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灾难发生时，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救灾的责任，民间救援力量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慈善处处长郑远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马来表示：“我国有上千万个非政府组织，这方面力量没有动员起来，海外慈善机构和外国政府援助作用也没有发挥。”

　　“救灾就像打仗一样，国家正规军肯定要冲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当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组织，其次要训练有素，否则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可能添乱。”郑远长表示，政府对民间慈善一直是鼓励的，但目前我国民间慈善组织还不够成熟，灾难来临时很难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郑远长说，我国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够发达，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人们先得填饱肚子，才能考虑其他”。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发展，近年来，民间慈善组织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政府也在地创造条件，扶持、鼓励民间组织，但其成长完善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民兵要平时加紧训练，打仗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学家指出，对灾区关怀，物质援助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后，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对地震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已经刻不容缓。韦克难所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统一组织四川四所高校实施的“灾区基层干部心理援助计划”。西南财经大学于灾后在绵竹、北川分别设立了社会工作站。他们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筛查和个案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专业方法，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韦克难告诉记者，绵竹全市在编公务员有900多人，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全市150多个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们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乡镇层面，并以汉旺镇、遵道镇、九龙镇等作为重点。他们先在市内进行了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0份，筛选出10人需要跟踪介入。

　　“通过我们预调查，发现灾区公务员压力普遍偏大，10个需要跟踪介入的人中，有6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韦克难说。在两个月内，他们对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心理普查和社会工作需求调查，并对干部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同时开展“幸福家庭”等活动，通过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减轻干部压力。汶川地震后，亲身经历了地震的老大爷一遍又一遍地讲地震时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来;震后的将幸存的小学生重新编组班级，有时三个班剩下不到一个班;失去亲人的教师在接受心理辅导后马上就要去辅导自己的学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够走出阴影，是靠自己有意识地努力，以及其他亲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帮助。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要重归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针对性的社会心理重建。

　　所谓走出阴影，并非是对亲人的遗忘。好好活着才是对亲人的纪念，对亲情的诠释——对于去世的亲人来说，他们的基因需要我们传承，他们的理想值得我们去实现，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记在心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纪念?灾难过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暂地爆发后必然会归于沉寂，而只有他们的亲人还永远缅怀着他们，活着的人必须要活得尽量长久和真实。如果连记得他们的亲人们也郁郁而终或生不如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没有任何痕迹和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是：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抛向虚空，有时我们要通过文学等形式去纪念逝去的人——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更多的是我们要忘却伤痛而重新开始实在的生活——那是“为了纪念的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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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