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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3：

　　土壤污染如隐形“杀手”，难以察觉却可能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重金属在蔬菜、粮食中的累积，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置于危险境地，甚至产生环境报复。 “土壤污染的加剧原因有天灾，但更多是人祸，不科学的发展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认为，土壤污染主要一来自矿山采冶、工业“三废”、污灌、固废堆放等，基本上都属于人为因素，表明近年来的产业发展模式亟待反思。

　　当前，令人忧心的是各地以追求G D P为核心的政绩观，不科学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大量违法排污、超量排污。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发展心切，抱着“宁愿毒死也要G D P”的心态，有意无意地忽视环境保护，导致“引进企业就是引进污染，发展经济就是破坏环境”的恶果。

　　面对企业违法排污，一些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的保护伞，通过变通政策打擦边球，甚至开绿灯，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发生的污染事件告诉人们，缺乏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与呵护，对公共利益和公众生命漠不关心，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江苏省小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冯治指出，必须反思高歌猛进的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材料4：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呈日趋加剧的态势，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多年来，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维理教授一直关注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我国土壤污染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特点，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

　　“现在我国土壤污染比各国都要严重，日益加剧的污染趋势可能还要持续30年。”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说，这些污染包括随经济发展日益普遍的重金属污染、以点状为主的化工污染、塑料电子废弃物污染及农业污染等。

　　潘根兴教授说“许多土壤污染地区已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没有外来的治理干预，千百年后土壤也无法自净，有的地块永远都无法自净，甚至出现环境报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长江三角洲等地调查的主要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率高达16%以上，致使稻田生物多样性减少，系统稳定性降低。

　　“吃土吐土，净化土壤，作为土壤的‘义工’，蚯蚓的存在是土壤重要的环境指标，对土壤具有重大意义。”令潘根兴教授忧心的是，现在，土壤中的蚯蚓、土鳖及各种有益菌等大量消失，农作物害虫的天敌青蛙的数量大减，自然生态面临危机。

　　云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周江鸿等人在湖北、安徽等地的农田里发现，杀虫剂的使用对稻田节肢动物物种有损害作用，使得稻田天敌和害虫的平衡关系被打破。

　　重金属污染的增加，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导致农产品产量与品质下降。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志群认为，由于农药、化肥和工业导致的土壤污染，我国粮食每年因此减产100亿公斤。

　　环保部门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材料5：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介绍说，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材料6：

　　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一些村民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他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用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政府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政府缺少这样的制度政策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

　　此外，政府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材料7：

　　近年中国重金属污染事故高发。2010年相继发生了九起血铅事件，其中不少“血铅儿童”身边都有个若隐若现的污染电池厂：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渔箭镇上88 名儿童相继在医院查出体内血铅含量超标，肇事企业用废旧蓄电池生产还原铅锭;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罡城镇辛安店吴家林村200米开外就是超威电池厂，全村居民血铅超标。今年年初在安徽省怀宁县的血铅中毒事件中，污染元凶也是蓄电池厂。

　　由于铅酸蓄电池制造过程中的容易产生有害物质，铅和硫酸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它们对作业者的危害也最为严重。据2004年全国儿童铅中毒调查显示，目前内地儿童铅中毒平均发病率为10%左右。2010年3月，由卫生部妇幼司、世卫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首都儿科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儿童铅中毒调查”显示，北京0-6岁组儿童中，有近7%的人血液中铅含量超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也曾经历过儿童铅中毒高发时期，但是政府和卫生部门积极干预，大力宣传甚至制定法律，在90年代铅中毒问题已得到显著控制，截止2006年数据显示美国儿童血铅超标率为1.21%，值得借鉴。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1-5岁儿童铅中毒的发生率为85-97%，美国即有人提出应将儿童铅中毒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宣传教育。当时的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是预防儿童铅中毒的积极倡导者。在公众呼吁下，美国几个大城市开始进行儿童血铅水平筛查。同期美国国会举行多次听证会，迫使美国总统签署“含铅油漆中毒预防法案”。该法案规定，用于住宅建筑、玩具和家具的油漆含铅量必须在安全的范围内。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正式认可“儿童铅中毒是一公共卫生问题”。在2007年时，美国环保署推动了“全美预防铅中毒周”，为期一周的时间环绕着“保护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们的儿童”主题进行各项宣导活动，其中包括教育父母与儿童认识到暴露于铅环境下的危险，许多州和社区还将给予免费的铅检验。环保署指出，美国在1978年时有1350万名儿童的血液含铅超标，如今 1-5岁的儿童血液含铅超量则已减至31万人。而他们的目标是在2010年左右，将消灭全国儿童铅中毒。

（责任编辑：李明）